多想想徐海东的“三问”

　　■郭洲廷

　　今年是徐海东同志诞辰125周年。毛泽东同志曾高度赞扬徐海东，说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是“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是“最好的共产党员”。

　　新中国成立后，徐海东在大连休养。凡有老战友来探望，他必问：“政治上犯错误没有？经济上多吃多占没有？生活上和老婆离婚没有？”

　　这火辣辣的“三问”，一问立场，二问廉洁，三问家风，发人深思。

　　纵观徐海东的一生，正是用对党忠诚、严格自律、廉洁齐家的实际行动，交出了优异的人生答卷。

　　1935年秋，中央红军经历长征、初到陕北，人地两生、物资紧缺。先期到达的徐海东顾全大局，拿出部队家底为中央红军解了燃眉之急。当时，毛泽东准备借2500块大洋。徐海东了解情况后，马上从仅有的7000块中拿出5000块送给中央，并坚定地说，“我们哪怕不吃不喝、挨饿受冻，也要支援中央”。毛泽东对这件事一直念念不忘。一次干部大会上，他深情地说：“在陕北最困难的时候，还多亏了海东同志借给我的5000块大洋啊，那几千大洋可是为革命帮了大忙啊！”

　　在真正的共产党人心中，不比做官、只比做事。徐海东曾说：“我这个人打仗有瘾，走路有瘾，就是没官瘾。干什么不是为了革命呢？”他的一生，3次主动“让官”。一次是由团长改任副团长；一次由军长变为副军长；一次是得知自己被提名授予大将军衔，特地找到周恩来汇报：我长期养病，为党工作太少了，“大将军衔，受之有愧”。

　　1932年，徐海东任东路游击队副司令兼师长时，带领部队连续作战，结果累到吐血。司务长从老百姓家中买了3个鸡蛋，做了一碗鸡蛋汤。警卫员小李端过去，徐海东反复要求将鸡蛋汤送给重伤员，自己来一碗南瓜汤，“我不是常给你说，越是艰苦环境，指挥员越是要和战士同甘共苦啊”。

　　徐海东认为：“一个共产党员在停止呼吸前不为党工作，是耻辱，不配做共产党员。”1960年，他主动担负领导编写红25军战史的任务。他与同志们一起拟定提纲，并规定：“一定要写党，写毛主席，写人民，写集体，不要突出我，突出个人。”徐海东对工作一丝不苟，10幅战例图，都是他一点一滴回忆、一幅一幅指导画出来的。1962年，战史编写出来了，他累得又一次大吐血。

　　徐海东的家族里，有66位亲人为革命献出生命。为纪念他们，新中国成立后，徐海东决定修个烈士墓。尽管这些亲人都是为革命牺牲的，但徐海东认为，为他们修墓是“自己家的事”，不能占公家便宜。1949年10月，他自己出钱，在家乡湖北大悟建成“徐海东亲属烈士墓”。

　　徐海东对子女要求也很严格。他家定期召开家庭民主会，徐海东夫妇和孩子们都到会，人人汇报学习工作情况，有错误和不足都作出检讨。他不仅从不让孩子们乘坐公家为他配的专车，就连公家配发的信封、信纸、墨水，也一律不许孩子们用。他还教育孩子们，钱分为两种，一种是公家的钱，私人是不能花的；一种是自己的钱，但也不能随便乱花。

　　斯诺在《西行漫记》一书中，对徐海东有着这样详细的描写：“他的直率的毫不掩饰的回答，是完全可信的”“每天早上4点他就起床，他精力充沛和对工作仔细认真的作风，使他的部队勇健、整洁、守纪律”“徐海东自豪的热情虽然有点幼稚和天真，但是极其真诚，他的部下对他的拥戴的秘密也许就在这里”。

　　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徐海东的“三问”，问的是战友，也是自己。正是他对这“三问”回答得正气凛然、荡气回肠，才敢于规劝战友、监督他人。新时代新征程上，党员干部只有发挥好先锋模范作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坐得端、行得正，才能提升公信力、增强说服力，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