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二爷一起下葬的是三样东西：旧军帽、一根拐棍、挑水的扁担

二 爷

　　■邹 冰

　　一

　　太爷将一页耐火瓦盖在炭火上面，炉子上的明火慢悠悠收敛起红光。原本太爷的脸在炉火的映照下红红的，随着炉膛的火光渐渐暗淡，蹲在窑洞里抽旱烟的太爷也隐没在一片黑沉的烟雾中。

　　在那兵荒马乱的日子里，阳婆（晋语区方言，指太阳）落下山后，太爷就会搬动铁砧子挡在窑门后，防贼、防土匪。太爷老了，今年割罢黍麦后，他就把每晚堵门的任务交给了我二爷。

　　二爷不紧不慢地站起来，拿着布条走向铁砧子。只见他用布条在铁砧子上横竖绑两道，把铁砧子绑得像个粽子。然后他双手伸展开，大呼一口气，再猛吸一口气，猫腰、撅腚、伸脖子，百十来斤重的铁砧子竟被他叼在半空中。二爷一步一步往前走，走了14步，“咚”的一声，那铁砧子便稳稳当当堵在了窑门后。

　　太爷在一旁看着，张大了嘴。看着儿子的背影，他明白，自己精心喂养的“野牛犊”，已经不属于窑院了。

　　那一年，二爷14岁。

　　14岁的二爷长得像个黑铁塔，也许是从小抡铁锤的缘故，他胳膊上的腱子肉一坨一坨的。

　　二爷说他要去当兵，太爷不同意。二爷瞪起铜铃似的一双眼说：“您给我起名叫‘将军’，不去战场，有啥用？”

　　太爷一筷子打在他头上：“那年从白马山上下来的那个救了你妈一命的红军，人家才是将军。”

　　二爷不服气，嘴里嘟囔：“难道我要当一辈子打铁的将军吗？”

　　太爷再次举起筷子敲在他头上——二爷吃了9个玉茭饼子后，手还想往笸篮子里伸。可家里有4口人，太奶奶后晌只烙了十几个饼子。

　　那天，天已黑透，北坡上下来一伙土匪。那帮土匪显然得到了消息，狗蛋爸刚从口外回来，身上背的褡裢里装满了银圆。

　　狗蛋爸被绑在门前的槐树上，土匪手中的火把映红了半个村子。

　　狗蛋爸梗着脖子，宁舍命不舍财。

　　匪首生气了，举起大刀挥舞。只听“当啷”一声，一把铁锤飞来，正砸中匪首脑袋。大刀落地，匪首整个人像面条一样软塌下去。

　　土匪慌了，以为遇到了高人，仓皇撤离。现场遗落下的铁锤太爷认得，是二爷使得最顺手的那把。

　　二爷不能待在村子里了。太爷说，你走吧。

　　二爷连夜下西沟，上北沟，往北原上走。他要去太行山找八路军的队伍。

　　二

　　二爷辗转数日，吃尽苦头，终于找到了八路军队伍。

　　队伍里一个叫刘权的干部问他：“你为啥当兵？”

　　二爷想也没想，答道：“打土匪。”

　　“有点狭隘了。日本人已经到太行山了，我们要土匪、日本鬼子一起打。”

　　二爷握紧拳头，点头说：“那就一起打！”

　　刚开始训练，斗志昂扬的二爷就遇到了问题——他打枪不行。一闭眼，两只眼睛全闭；一睁眼，眼睛又全部睁开。他垂头丧气，原来当兵也需要天赋。好在他从小打铁，力气不小，投弹又远又准。

　　不久后，二爷成了投弹组的主力。刘权说，假以时日，二爷一定能成为一名好兵。

　　一日，部队接到任务，要从太行山谷里抄近路支援和日军遭遇的另外一支队伍。部队走得急，刘权让二爷帮炊事班背铁锅，走在队伍最后面。

　　一晚上，队伍走走停停，在山里打转。忽然一阵枪声传来，队伍停下了。二爷从队尾跑到队前，才发现原来有一队鬼子正在山上朝对面的山坡上射击，一挺重机枪“突突”喷着火舌——队伍前进受阻。

　　二爷回到队尾，抄起扁担就从一条山沟里往上摸。等刘权看见半山腰有个大黑铁锅在晃动，心里一惊。

　　二爷悄无声息地爬上山，将扁担抽在了鬼子机枪手的头上，又背着铁锅在山上跳跃，一会儿高，一会儿矮，一会儿消失，一会儿又出现。

　　有战友在山下喊：“快丢手榴弹！”话音未落，两颗手榴弹在日军头顶炸响。

　　等队伍从山后面冲上来时，鬼子以为天降神兵，朝山下溃逃。

　　战斗结束，战友们发现二爷躲在山洞里，眼睛在流血。原来，有一颗弹片崩进他眼睛里了。

　　刘权一把抱住他：“手榴弹丢出去后，人是要卧倒的！”

　　二爷嘻嘻笑着说：“我不想给狗日的日本鬼子低头。”

　　炊事班长在一旁黑着脸，“大铁锅裂开了一条缝，上面还有两个枪眼。你娃命大，以后可不敢这样莽撞！”

　　二爷以为要让他赔锅，低声说：“我二姨家就在山那边，我黑夜里去她家背一口锅回来，赔给你就是了。”

　　大家听了都笑，却笑得有点苦涩。

　　这一仗，二爷出了名，却瞎了一只眼。有首长来看他，拉着他的手说：“好好的后生，坏了一只眼睛……这就是战争的残酷啊。”

　　二爷却安慰首长：“不妨事，以后打枪不需要闭眼了。”

　　后来，二爷重回队伍，在一次战斗中又没了一条腿。

　　再后来，全国解放了。有人问二爷今后有什么打算，二爷说，回乾村打铁。

　　三

　　1951年秋，二爷回村了，当了村里的支书。

　　一次，生产队里的机井坏了，县里派不出人来修，一村人一连几日没有水吃。二爷去了县里。他见到县长，二话不说，撩起裤腿露出半截伤腿，又要去抠那只假眼。

　　县长忙伸手拦他，说：“是我们做得不到位，我们检讨。”

　　第二天，县里来了工作队。机井终于出水了，村民感谢二爷，二爷摇头说，得感谢政府。

　　二爷管队里的事，也管村里的大小事。

　　每天一大早，二爷从村外坡上的地窑里出来，习惯站在坡上吼一嗓子。他的声音低沉威严，那些聒噪的喜鹊、叽喳的麻雀，还有哭闹的娃娃，听到二爷的吼声，都像被浆糊粘住了一样不再出声。

　　二爷走在村道上，身子挺直，扬着头，那条空裤管打着结，在一根拐棍旁晃荡——那根油光发亮的木棍已经成了他的另一条腿。每当听到二爷的脚步声，村民们都会停下手里的活计，扭头朝村口望去。

　　村里有了纠纷，大家都愿意找二爷说理。二爷话糙理不糙，是真心为他们着想的。

　　村里人都知道二爷一把铁锤砸死土匪头头的事，但不清楚二爷眼瞎了又没了腿的具体经过。有小孩子好奇，天真地问他。他用威严的声音回答：“打仗被炸的。”看着孩子明亮的眼，他又说：“比起有些战友啊，我幸运多了……现在看着你们，一切都值了。”二爷的声音越来越低，语气里竟有着难得的温柔。

　　村里人不知道二爷在部队上的职位，有人问他，他从来不说。他在村里当了20年的支书，一生未娶，说不愿意连累别人。

　　二爷最后老死在了他的铁匠窑里。

　　村里人把他安葬在漠谷河边的公墓里。二爷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和他一起下葬的，只有他生前喜欢戴的一顶有弹孔的旧军帽、平常拄的那一根拐棍和他每日挑水的扁担。

　　本版插图：赵建华

　　图片制作：陈新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