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有一所幼儿抚育机构，名字叫洛杉矶托儿所。

　　为什么延安会有这样一个以美国城市命名的托儿所呢？

　　洛杉矶托儿所大门口（资料照片）。

　　洛杉矶托儿所并不是它最初的名字。

　　1940年春天，为了让前方浴血抗战的将士们安心战斗，“中央托儿所”在距离中央驻地杨家岭不远的兰家坪山坡上正式成立。

　　这里收养的孩子有的是烈士子女，有的父母就在抗日前线，浴血奋战。

　　1940年刚刚成立的延安中央托儿所。

　　1942年5月，左权将军不幸壮烈殉国。彼时他的女儿左太北还不到2岁，就住在这所托儿所。在保育员们的呵护关怀下，左太北茁壮成长，直至6岁方才离开托儿所。

　　1940年8月，左权送夫人刘志兰赴延安学习，夫妻分别时与怀中的女儿左太北合影。

　　到1942年，托儿所从最初的6间窑洞扩大到20多间，“入托”的孩子也增加到几十个。此时，由于国民党和侵华日军的双重封锁，延安的生活物资极其匮乏，“中央托儿所”也进入了“困难时期”。

　　身居香港的宋庆龄以“保卫中国同盟”的名义联络远在大洋彼岸的洛杉矶爱国华侨及国际友人，组织捐助到一批物资。物资几经周转，穿越敌人的封锁线，千里迢迢送到位于延安的中央托儿所。

　　这些物资里，有衣被、代乳粉、疫苗，甚至还有鱼肝油和一台给孩子们称体重的大磅秤。这台大磅秤不仅能称体重，还能测身高，在托儿所派上了大用场。

　　1945年，洛杉矶托儿所的工作人员定期为孩子们测量身高和体重。

　　延安和洛杉矶，分处东西半球，重洋远隔，却隔不断这份守望相助的国际情谊。

　　这些物资像一股暖流，温暖了战火中的延安。

　　为了感谢爱国华侨和国际友人，“中央托儿所”于是改名为“洛杉矶托儿所”。

　　洛杉矶托儿所创始人之一曹和静与孩子小文在一起（资料照片）。

　　1943年，洛杉矶托儿所的孩子们在表演节目。

　　1945年，洛杉矶托儿所的孩子们在玩跷跷板。

　　1945年，洛杉矶托儿所的孩子们在唱歌。

　　1945年，洛杉矶托儿所的工作人员在纺线。

　　解放战争后，托儿所护理人员带着孩子们撤离延安。在“飞机轰炸扫射，敌军围追堵截”的不利条件下，人背马驮，托儿所终于在1949年到达北京。参加撤离转移的96名孩子一个都不少。

　　1948年，到达西柏坡时，托儿所孩子们与所长丑子冈合影。

　　1949年，洛杉矶托儿所搬进北京后孩子们玩耍的场景。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护士玛格丽特·斯坦利，是当时国际公谊服务总队援华医疗小组的成员。1946年开始来华执行战地救护任务。她与“洛杉矶托儿所”的孩子们有两张珍贵的合影。

　　1947年，玛格丽特·斯坦利和“洛杉矶托儿所”的孩子们在一起。

　　新中国成立后，她曾多次来华访问和工作，为促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了解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1987年，她根据多年走访和调研的结果，完成了《1949年之前共产党管辖区内的外国人》，又被称为“斯坦利名单”（也译为“史丹利名单”）。这份文献为我们了解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与外国各界人士的交往提供了重要线索。

　　1947年，玛格丽特·斯坦利（后排左二）和洛杉矶托儿所的孩子们在行军路上合影。

　　洛杉矶托儿所抚育的孩子中，有不少都成长为建设新中国的栋梁之材。

　　1993年，“洛杉矶托儿所”在延安恢复，改称“延安洛杉矶保育院”至今。

　　2019年5月31日，时年95岁的王茜萍在延安洛杉矶保育院和孩子们共度儿童节。她曾是延安时期“中央托儿所”的保育阿姨。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 摄

　　2026年9月15日，在延安洛杉矶保育院延安新区长征路校区，家长送孩子入托。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 摄

　　2026年9月15日，在延安洛杉矶保育院延安新区长征路校区，大班的孩子们在美工课上制作树叶画。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 摄

　　2026年9月15日，在延安洛杉矶保育院延安新区长征路校区，老师班玉芳（上）在美工课上教孩子们制作树叶画。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 摄

　　2026年9月15日，在延安洛杉矶保育院延安新区长征路校区，孩子们参加课间操活动。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 摄

　　从战火到和平，洛杉矶托儿所见证着中美两国人民跨越时空的友谊。

　　2026年9月15日在延安洛杉矶保育院拍摄的洛杉矶托儿所孩子形象雕塑。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 摄

　　作者：蔡湘鑫、李一博

　　新华社摄影部、陕西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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