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路上的民心答卷

　　■贾 永 院 浩

　　长征途中，红军以维护劳苦群众切身利益为追求，体恤百姓疾苦，对各族群众平等相待，用一言一行彰显为民情怀。

　　1935年3月，国民党方面一份致前线将领的密电中这样记述红军：“对人民毫无骚扰，有因饿取食土中萝卜者，每取一头，必置铜元一枚于土中”。在川南，一支饥肠辘辘的队伍，从土里拔出萝卜充饥时，仍不忘在坑里放下一枚铜元。红军恪守铁一般的群众纪律，就连对手也不得不为之折服。

　　饿的是肚子，立的是规矩；缺的是粮食，换的是人心。四渡赤水期间，红军两度转战川南，缺衣少食、昼夜奔袭，依然秋毫无犯。

　　同样是在川南。叙永县营盘山，满坡的橘子压弯了枝头。1935年2月初，一路鏖战、又累又渴的红军队伍从这里经过。当地气候温润，柑橘冬季成熟，漫山遍野的橘子伸手可及，看着十分诱人，却没有一个人去摘。“营盘山上橘子红”，七个字流传至今，讲述的正是这支队伍铁的纪律。

　　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之前，总政治部就向各军团、各纵队发出《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明确要求各部队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坚决同脱离群众、破坏纪律的现象作斗争。

　　中央领导、红军将领率先垂范。红军在黔东南的山野中，遇到一位因冻饿倒卧在路旁的老人。毛泽东同志当即脱下身上的毛线衣，披在老人身上，又让警卫员从马背上的行李中取出一条被单和两袋干粮，一并留给了老人。在云南马龙，指挥作战的周恩来同志一整天粒米未进，警卫员心疼他，未经允许从老乡家拿了两碗苞米饭和十个鸡蛋。周恩来批评了警卫员，接着拿出银元，让他送到老乡家中。

　　红军严明的纪律、优良的作风和赤诚的为民情怀，还打动了一位外国人。跟随红军走了18个月的长征路，西方传教士薄复礼亲眼目睹了红军在最艰苦的行军中仍不忘帮助穷苦百姓，对这支队伍的认知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归国后，他将这段传奇写成《神灵之手》：“红军纪律严明，买卖公平，借用群众物品一律打欠条，损坏东西照价赔偿……中国红军那种令人惊异的热情，对新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对自己信仰的执着是前所未闻的。”

　　1935年3月28日，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踏上长征路。国民党方面百思不得其解：数万人渡江，大批渡船究竟从何而来？其实，秘密就在离主渡口数十公里的大山里。得知造船急需物资，当地人民群众把自家的木材、门板，甚至把准备置办嫁妆的桐油，都尽数送出。密林之中，一座造船厂悄然落成：150多位工匠、200多名民工扎根山林，昼夜不停赶制渡船。乡亲们共献出大柏树110多棵、铁500多斤、桐油400多斤，最终赶制出70条木船，并架设3座竹扎便桥。红军强渡嘉陵江的消息传来，蒋介石斥责川军防守不力。可他哪里知道，天险可守，重兵可挡，唯独民心不可违。

　　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两个月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总结说：“人民这个条件，对于红军是最重要的条件。”他还说，敌人的结果不能和红军相比，“因为他们没有人民的援助，官兵之间又不一致。他们如果也学红军的长途转移，那是一定会被消灭的”。

　　长征时期担任中共天全县第一任县委书记的李中权回忆，红军各级指挥员既是战斗员，又是宣传员，不管战斗多么紧张，时刻不忘联系群众、发动群众。曾担任过四川省委书记的天宝（原名桑吉悦希），就是走出寺庙、毅然投身长征的。跟随红军走到延安、走上革命道路的，还有协饶登珠，后来担任过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扎喜旺徐，后来担任过青海省政协主席……

　　红军的模范行动，使沿途的各族群众认识到，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完全不同于任何旧军队的人民军队，懂得了“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

　　走过万水千山，人民群众认识了这支头戴红星帽的队伍；经历千难万险，人民群众紧紧追随这支头戴红星帽的队伍。征程万里，昼夜行军。红军没有后方，人民就是最可靠的后方；部队缺少补给，人心就是最大的力量。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这样写道：“在漫长的艰苦的征途上，有成千上万的人倒下了，可是另外又有成千上万的人——农民、学徒、奴隶、国民党逃兵、工人、一切赤贫如洗的人们——参加进来充实了行列。”

　　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会上，习主席深刻指出：“历史雄辩地证明，人民群众永远是党和人民军队的力量源泉和坚强后盾，只要我们深深植根人民、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党的事业就无往而不胜。”

　　爱民者，民心向之。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反映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这是长征路上的民心答卷，也是我们的事业无往而不胜的不竭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