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战归来远浮名

　　记者探访多位老一辈战将的居所，感悟他们不计名利得失的崇高风范——

百战归来远浮名

■解放军报记者 刘敏

　　火箭军工程大学学员在延安宝塔山下重温革命故事（资料照片）。白祖华摄

　　浪花拍岸，涛声阵阵。

　　记者走进大连黑石礁街道，“红星村”一栋栋饱经风霜的建筑赫然眼前。这里因居住过38位兵团级以上老将军而得名，铭记着一代战将的风骨与荣光。目前仍在此居住的王扶之将军，已经103岁高龄。

　　王老家中，一幅描绘1964年授衔场景的油画悬挂在客厅墙上。凝望威武的55式军服，聆听王老浴血奋战、看淡功名的过往，记者不禁肃然起敬，当年开国将帅们授衔背后的故事又浮现在眼前。

　　坚辞不受、反复谦让、申请降衔……当时，我军很多高级将领主动找到组织表明心迹：自己投身革命，是“为了我们的子子孙孙争得幸福的生活，绝不是当高官、享厚禄”。

　　百战归来远浮名。其实，除授衔外，还有很多人生课题摆在革命先辈面前：生死、进退、去留、荣辱……越是抉择关头，越能考验共产党人的初心。

　　秋日，记者探访多位老一辈战将的居所，走近为共和国和人民军队事业奠基的开国将军，感悟革命先辈不计个人名利得失的崇高风范。

　　“去留”之选——

　　心系家国，淡泊名利

　　打开地图搜索，将军县、将军村、将军街……众多以“将军”命名的地名遍布祖国大江南北。

　　石家庄高邑县将军街，静卧于燕赵大地。城西6公里的东林村，是韩振纪将军的故乡。提起这位抗战英雄、开国将军，村民们几乎人人都能讲出几个他的故事。

　　1955年授衔时，韩振纪正任我驻苏联大使馆武官。次年，根据中央安排，聂荣臻元帅赴苏联，向驻苏工作和留苏学习的中国军官授予军衔和勋章。

　　仪式结束，韩振纪却一脸凝重，认为不应授予他一级八一勋章。按规定，一级八一勋章授予中国工农红军时期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的师级（含）以上干部。韩振纪曾担任红13军副参谋长、红军学校政治营营长等职。虽然这些岗位都是师职，但他的履历中，没有“师”这个字眼。

　　为此，韩振纪执意退回一级八一勋章，只佩戴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直到后来换成二级八一勋章，他才挂在胸前。

　　“颁发勋章，相关部门肯定经过全面严格的审核，给都给了，没必要退回。”谈起此事，村民们普遍觉得他应收下那枚一级八一勋章。

　　韩振纪的儿子韩辉、韩澍曾在受访时表示，当时父亲的一些亲朋好友也不理解，但他一律不作解释。参军多年，无论是职务还是荣誉，他都“能让则让”。

　　这份“让”，也让粟裕惦念多年。

　　一次，粟裕随我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见到韩振纪时，他问出了自己一直不解的问题：当年，是何原因不当苏浙军区参谋长？

　　原来，两人在战争年代有过短暂交集。1945年天目山第三次反顽战役，是他们并肩作战打赢的。战后，粟裕欣赏韩振纪的才干，向上级呈报，希望将韩振纪“由临时借调，正式任命为苏浙军区参谋长”。

　　然而，韩振纪以“不夺他人之位”为由拒绝了，申请回到原部队。

　　原来，当时的苏浙军区参谋长另有其人。韩振纪担心自己“转正”，会对此人影响不好。

　　从东林村走出来的韩振纪，足迹遍布万水千山，许多荣誉功勋没有体现在职务履历里，却写在祖国大地上。

　　战争年代，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

　　1945年初，抗日战争迎来胜利曙光。任新四军第五师参谋长多年的刘少卿，突然接到上级要他赴延安任职的命令。

　　第五师是新四军主力之一，所有人都觉得他“这时候走太可惜”。但接到命令当晚，刘少卿便整理好所有作战资料、布防图纸、人员配置清单，并与继任者做好交接，这才迎着风雪离开大悟山。

　　一次离开，影响一生。受限于种种客观因素，刘少卿这次赴延安未能成行，又回到老部队，没有了正式职务。

　　行走在湖北黄冈，将军故里安宁祥和。当地党史部门工作人员反复查核历史细节后感慨不已：如果没有那次调动，开国少将刘少卿的级别或许会更高。

　　革命征途上，虽然个人经历有起有落，但他心系家国、听令景从的赤诚始终如一。

　　“俯仰”之间——

　　舍弃安逸，躬耕荒原

　　走进山西原平赵尔陆将军故居，记者再次见到那张单人照。

　　“其实，父亲的授衔照片是合成的。”赵尔陆的养女赵珈珈回忆，授衔仪式结束后，父亲便将那套上将礼服锁入木箱，直至离世再未穿过。

　　纵观赵尔陆将军的一生，战时他长期负责后勤保障，新中国成立后扛起国防军工重任，深耕尖端科技领域，托举“两弹一星”。讲解员告诉记者：“他几次接手的都是空白领域，从零起步，一生都在默默奠基、躬身铺路。”

　　西北戈壁升腾的蘑菇云，让我国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这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里，也凝结着赵尔陆的心血与汗水。

　　1967年1月，赵尔陆到西山疗养，没休息几天就返回岗位。2月2日清晨，工作人员发现他趴在办公桌上，手中的香烟已经燃尽。一位为国防工业建设和发展奋斗终身的将军，就这样静静地离开了人世。他的抽屉里，还放着没有完成的人造卫星研制计划。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不少国防领域如同“荒原”，急需革命者放下战功，舍弃安逸生活，俯身开垦。

　　在四川宣汉向守志将军故居门前，记者看到一块石碑，上面“奠基”二字格外醒目。

　　奠基之石摆放于此，别有深意。向守志原名向守芝，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的开拓者之一。讲解员介绍：“将军改名，是立志为战略导弹事业奋斗终身，也因此舍弃了更好的机会。”

　　当年，向守志刚完成在高等军事学院的深造，即将赴任武汉军区参谋长。就在此时，他接到西安炮兵学校校长的任命。

　　一边是晋升大军区参谋长，一边是平调“白手起家”当校长，两条路判然有别。武汉军区司令员、政委都觉得他更适合带兵打仗。

　　别人考虑的是个人前途，向守志更看重的是国防和军队建设需要。走进火箭军工程大学校史馆，讲解员就是从他说起：“国家要成立战略导弹部队，急需建设者。老校长知道身处部队调整改革的关键时刻，不能光考虑自己，心中更要有大局。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他愿意去当这个开路者！”

　　几天后，向守志按时到西安炮兵学校报到。这所学校，后来发展成为火箭军工程大学。如今，一批批优秀学员从这里走向部队，执掌大国长剑，护卫祖国安全，当年的那片荒原早已绿树成荫、秀木参天。

　　荒原之荒，既在前路的空白，也在疆土的旷远。

　　记者置身西北辽阔的沙漠戈壁，片片绿洲让人心旷神怡。在20世纪60年代末，这里仍是无边的荒原，仿佛在等待一位将军的到来。

　　在首次评定军衔文件上，皮定均曾得到毛主席特批“皮有功，少晋中”。从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岗位转任兰州军区司令员后，他深知西北边防的重要性，甫一上任，就步履坚定地走向边关，把大量精力花在基层一线调研上。

　　现在，不少西北边防官兵都听过将军的故事。寻访途中，记者也不时听人讲起，“当时，边防战士在惊讶之余备受感动，一位战功赫赫、令人敬仰的中将，朴素得像一名士兵”。

　　因为在野外待得太久，皮定均饱受风沙之苦，患了神经性面瘫，最后不得不动手术治疗。大家劝他多休息，他却满不在乎地打趣：“刮风怕什么？这样大的风，打起仗来，你就是拉一车金子也买不来！”

　　任职期间，皮定均走遍辖区边防点位，跑坏4辆吉普车，撰写了数十本战备笔记。

　　如今，当年的道道辙印早已被风沙吹散，但满是将军思考的纸页却留存下来，恰如一份写在祖国万里边疆的忠诚答卷。

　　“上下”之境——

　　不恋高位，甘做人梯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这个特殊的年份，《朱德的扁担》这篇家喻户晓、滋养几代人的文章，再次被网友细细品读。它的作者叫朱良才。

　　前段时间，陆军某部组织官兵前往朱良才将军故居参观。在生平事迹陈列室，一段“退位让贤”的故事吸引大家久久驻足。

　　1958年，授衔3年后，时任北京军区政委的开国上将朱良才刚满58岁。担任重要职务、事业大有可为，他却提交了辞职申请。

　　“战争年代，朱良才将军多次受伤，右臂因未能及时治疗，留下终身残疾。作为革命功臣，带职休养无可非议，很多战友都劝他边工作边养病。”讲解员介绍，但这些好意，都被朱良才拒绝了。

　　无奈之下，组织派人去做他妻子李开芬的工作。朱良才听到妻子的转述后，语重心长地说：“开芬，咱俩都是老红军，也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我们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党给的，为什么只能上不能下？主动让位这件事情，我已经定下来了。”

　　辞职报告很快递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非常不解，让聂荣臻询问原委，朱良才把对妻子说的那番话，几乎原封不动地向聂荣臻复述了一遍。

　　既能上，也能下。得知真相后，毛主席开怀大笑，夸他“觉悟高”，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称赞他“思想开明，顾全大局”，号召大家向他学习。

　　就这样，朱良才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主动要求辞职退休的开国上将。

　　走出故居，该部一名干部深有感触地说：“在常人眼中，向上是荣光，向下是落寞。但在朱良才将军看来，向上是为国家尽责，向下是为后人铺路，这种格局让人钦佩。”

　　时间长河奔涌向前，改革浪潮势不可挡。1985年百万大裁军，也成为很多高级干部“上”与“下”的分水岭。开国少将谢振华的选择，同样令人感佩。

　　当时，谢振华担任昆明军区政委。改革中，昆明军区被撤掉，并入成都军区。对两大军区合并整编后主要领导的任用，军委领导专门征求过谢振华的意见。

　　“谢振华本着为国选才的原则，郑重推荐了3位有战功的年轻干部，反而对自己的去处没有什么要求。”军史专家说。

　　其实，摆在谢振华面前的，有一个好位置——到军事科学院当政委。谢振华既能带兵打仗，又对办教育、搞科研有经验，军队精简整编后将恢复军衔制，留任大军区正职岗位，会有很大概率被授予上将军衔。

　　谢振华却向军委领导表态：“我愿意把位子让给较年轻的同志，对我的工作就不要再考虑了。昆明军区精简下来的大批干部，我有责任把他们安排好。我愿回去与大家共同努力，完成昆明军区最后一段光荣的历史使命。”

　　最终，谢振华选择了任务繁重、干完即退的“苦差事”——留下来负责善后事宜。昆明军区善后办从挂牌到撤销，只有10个月时间，他带领官兵圆满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

　　1988年9月，解放军恢复军衔制时，军事科学院政委被授予上将军衔。而谢振华因为退离一线，未被授予军衔，和上将军衔失之交臂。

　　“上下”之境见胸襟，急流勇退见格局。那是一代共和国战将的党性写照，他们百战归来不恋浮华，用澄澈的初心铸就了不朽的丰碑。

　　记者手记

　　党的事业重如山

　　沿着一代战将的足迹追寻，记者深受触动。他们历经战火洗礼和生死考验，立下赫赫战功，却恪守着相同的人生准则：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事业重如山。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战场”。这些战将的崇高事迹告诉我们，胸怀“国之大者”，自然不计名利；信仰扎根大地，方能风骨长存。新征程上，全军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当以革命先辈为镜，看淡个人得失、看开功名利禄，时刻以党和人民事业为重，一心向战研战，永葆革命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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